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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供给侧扩大内需,这些理论都不能成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和工具箱

浏览次数:77 时间:2019-12-01

问题1:供给侧改革理论始于供给学派吗? 供给侧改革的相关理论与经济学历史一样源远流长,绝非始于供给学派,只不过供给学派提出了较鲜明的供给管理政策而已。 从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来看,是供给管理政策而非需求管理政策在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古典经济学大师斯密全面系统地抨击了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强调劳动和资本等“供给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键作用,强调政府只能发挥“守夜人”的作用。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认为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将供给管理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后,凯恩斯全面批判了萨伊思想,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三大心理规律”导致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自由竞争市场不能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必须通过政府干预,实行需求政策,才能消除失业和经济危机。罗斯福治理经济大萧条的主要措施,就是实行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新政”。但20世纪70年代初的“滞胀”宣告了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失灵。于是,反对政府干预、强调供给管理政策的供给学派等相关理论开始兴起。必须强调的是,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笔者提出的人本发展理论等都是主要研究“供给侧”问题的理论,如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人口变迁、资本累积、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知识增长、工业化、城市化、劳动力转移等都是供给侧问题。

自从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学术界热衷于用各种经济学流派的观点加以解说,其所形成的滔滔之势反而混淆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真实目标、内在逻辑和理论机理。澄清认识误区,正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对于深入贯彻落实这一改革举措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要继续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供给侧扩大内需在2015年 11月 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王东京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立足于供给侧扩大内需,既不同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也不同于西方供给学派,更不是对“萨伊定律”的回归,而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综合研判全球经济大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王东京说,从供给侧扩大内需,当前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落实“三去一降一补”,减少低端和无效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用更有效的供给满足消费者需求。

问题2:供给学派理论适合中国国情吗? 供给学派因使用了供给这个词而成为最鲜明的供给侧经济学理论。其代表人物有:芒德尔、拉弗、万尼斯基、吉尔德、肯普、罗伯茨、费尔德斯坦、埃文斯等。其主要观点有:提高税率虽然从短期看可以提高税收收入,但由于抑制了纳税者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从中长期看反而导致税收收入下降;在资源稀缺世界中,所谓商品过剩只是适销不对路的“劣等货”过剩,其根源并非需求不足,而是能引致新需求的“创造性供给”不足;企业并不只是被动适应市场需求而提供商品的生产单位,而是在创造需求方面发挥着能动性作用;经济增长源自供给者的创造能力和生产率的提高,战后美国等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其说是由凯恩斯需求政策带来的,不如说是由于凯恩斯政策“阴差阳错”带来的实际供给效应以及技术创新机制带来的。 因此,供给学派主张“四减四促”。其中,“四减”是指减税(含减支,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减管制、减垄断、减货币发行或控制通胀(甚至主张恢复金本位制),旨在调动积极性,促进生产供给;“四促”是指促进私有化、促进市场竞争、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促进技术创新和智力资本投资。 供给学派关于减税不增加财政赤字、不必忧虑减税导致贫富差距拉大、恢复金本位制等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和质疑。同时,缺乏严谨的理论逻辑框架也为一些学者所诟病。但在实践中,供给学派理论和政策主张因被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所运用并产生了较好的效果而声名远播。 供给学派的不少主张可以为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借鉴,如我们正在推进的减税、简政放权、审批制度改革、垄断行业改革、价格制度改革、创新驱动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就与其主张有相似之处;但像促私有化等主张,则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存在理论误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国民经济

问题3:如何认识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实质和特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着眼长远、从深层次解决造成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制度性矛盾。过去多年里,每当遇到经济下行压力,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就想起了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以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建议用“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办法,来暂时掩盖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结果是耽误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不回避矛盾,面对问题,并用改革制度的真办法,去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与需求管理政策相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以下四个鲜明特点: 一是强调市场。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强调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强调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强调激发企业和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市场的活力。 二是重视效率。需求管理政策强调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强调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 三是着眼长远。需求管理政策强调解决短期的宏观经济波动,故凯恩斯指出“长期,我们都死了”,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强调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四是侧重制度。需求管理政策强调政府政策的作用,故常常运用财税政策、货币金融政策来管理经济,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强调制度的作用,强调优化各个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以化解深层次矛盾。

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误读,其理论来源大致包括以下几类:一是以萨伊定律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二是以传统供给经济学为内核的新供给经济学;三是以发展经济学为核心的各类结构主义;四是以保守主义、货币主义以及供给主义为核心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五是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性改革理论;六是以产权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为核心的新制度主义。但是,这些理论都不能成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和工具箱,主要原因是:

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需要扩大内需,但绝不能动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清醒地认识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扩大内需,而且是积极的扩大内需。要继续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问题4:怎样理解供给侧改革相关概念的涵义? “供给侧改革”是指从供给侧入手而推进的改革;“结构性改革”是指针对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制度性矛盾而推进的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制度性矛盾而推进的改革;“供给管理”是指政府针对供给侧问题而进行的管理,如“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就属于供给管理的范畴;“供给政策”是指为进行供给管理和推进供给侧改革而制定的配套政策,像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产业政策要准、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就属于供给政策的范畴。 区分这些概念很重要,否则有可能不得要领甚至误入歧途。从供给侧入手并非都能解决结构性问题,如在供给侧一味地增加资本和资源投入就有可能加剧结构性矛盾;结构性改革并非全是针对供给侧的,有时需求侧的结构调整也可称为结构性改革;若将供给管理和供给政策当成是供给侧改革,则可能耽误了真正的供给侧改革,因为改革一定是改革制度,而非限于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来源:北京日报 记者 李佐军)

萨伊定律所倡导的“供给自动创造自身的需求”“宏观经济不需要进行需求管理”等主张,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机理相冲突。从萨伊定律出发,市场不可能出现全面的生产过剩,这与目前大规模的产能过剩显然并不一致。萨伊定律所提出的政府不干预原则,也显然难以治理当今时代的经济问题。

近年来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有人认为政府宏观政策应将扩大内需作为主基调。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需要扩大内需,但扩大内需绝不能动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清醒地认识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扩大内需,而且是积极的扩大内需。全国“两会”期间,本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东京。

供给经济学应对的核心问题是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问题。然而,目前中国经济并不存在“滞胀”。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几大问题集中体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外需下滑、基本增长动力源变化导致的增速下滑、产能过剩以及制度性与机制性问题累积下的结构扭曲等方面。供给学派所开出的减税和削减福利等药方,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供给侧扩大内需

结构主义兴起于上世纪50年代,主张用国家干预和大规模投资等措施来突破落后国家在“低水平均衡”上所面临的各种瓶颈性约束。其实质是主张干预主义和非均衡主义,明显与中国完善市场机制、促进均衡发展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改革目标相冲突。

在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由此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义,是政府管理经济的重心应从原来的需求侧转向供给侧。

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是哈耶克的保守主义、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以及拉弗的供给主义的混合体和变种,其在所有制上的完全私有化、在运行上的完全市场化不仅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与中国持续改善民生、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相背离,而且难以解决中国面临的复杂问题。

滕博会官网登录,王东京认为,学界长期以来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扩大内需只能从需求侧着手。事实上,从供给侧也可以扩大内需。若生产过剩是由于总需求不足引起的,当然要从需求侧扩内需;但若生产过剩是由结构性问题所致,那么就应从供给侧扩内需。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矛盾:一方面生产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土地、能源等要素价格上涨,生态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另一方面,产业升级缓慢,过剩产能累积,需求外溢严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在“三期叠加”的大背景下,影响经济增长的突出问题有总量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更为突出。问题变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也要变,从需求侧扩大内需虽能实现总量平衡,却解决不了结构性矛盾。只有从供给侧扩大内需,才能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

华盛顿共识以“快速私有化、快速自由化以及宏观平衡”为内容,拉美和东欧的结构性改革已经证明了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因此,以之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性改革不仅在政治上不具有可行性,在经济上也存在致命缺陷,它所开出的药方自然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

从经济学发展史看,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对政府管理经济的看法是不同的。1803年,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提出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原理,这一原理被称为“萨伊定律”,其理论立足点无疑是在供给侧。在萨伊看来,有供给就一定有需求,市场能够自动出清。可是1929年至1933年西方经济发生大萧条,令“萨伊定律”不攻自破。1936年,凯恩斯用所谓“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和流动性偏好”等三大心理规律,论证了经济萧条的原因是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并提出政府要通过刺激投资和消费扩大有效需求。从此,政府管理经济的重心从供给侧转向了需求侧。

新制度主义虽然抓住了改革在本质上是一场制度创新这一要点,但其简单的私有化逻辑难以适应当前中国多层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肩负的“宏观稳定+消除扭曲+新动力机制培育”的大改革大调整任务,需要超越简单的产权体系改革。

王东京指出,由于时过境迁,凯恩斯的立论基础今天已经不存在了。比如“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认为,当人们收入增加时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增加却赶不上收入增加,这样使新增消费在新增收入中的占比不断下降。可二战后随着消费信贷的兴起,欧美国家居民储蓄率急剧下降,说明消费倾向递减只是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规律,并非永恒不变的规律。再比如“流动性偏好”,凯恩斯说由于人们有保持现金的偏好,政府不能通过调低银行利率的办法刺激投资,否则会陷入流动性陷阱。而我们今天看到的事实是,信用卡消费风靡全球,手机移动支付越来越普遍,大多消费者不再有流动性偏好。

深入研究这些理论误读,可以发现它们存在共同的问题和困境:

上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陷入“滞胀”后,凯恩斯理论更是受到广泛质疑。为摆脱“滞胀”,供给学派应运而生并一度成为美国的国策,政府管理经济的重心从需求侧又回到了供给侧。从政策取向看,供给学派与凯恩斯主义其实并无大异。供给学派也主张刺激投资,不过办法是从供给侧减税。里根主政时期曾大量削减政府开支,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利润税。从实际效果看,减税虽然降低了企业成本,短期内也确实拉动了经济,但并没有解决美国的生产过剩问题,相反却加剧了结构性矛盾。

一是简单分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供给侧”等同于供给经济学,“结构性”等同于结构主义,“改革”等同于制度主义。这种简单化表象化的理论解读具有很强的误导性,容易使公众认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于简单的减税、简单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或者简单的政府管制或计划。事实上,这些简单化的政策主张都没有抓住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任务,甚至与之南辕北辙。

王东京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立足于供给侧扩大内需,既不同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也不同于西方供给学派,更不是对“萨伊定律”的回归,而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综合研判全球经济大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二是先验假定需求管理和总量管理失灵了,因此各类政策应从需求侧管理全面转向供给侧管理,理论基础应当彻底转向各类反凯恩斯流派。这种观点显然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此次以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新兴市场汇率大动荡为主要内容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以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工业品市场萧条、新兴经济体产能过剩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实体经济危机与上述理论流派所适用的20世纪70—80年代的“滞胀”具有本质性的区别;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同样不是“滞胀”问题。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不拒绝需求侧管理,而且在很多环节需要需求侧管理进行配合。

正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把握三条原则

跳出西方经济学的桎梏。必须超越各种类型的凯恩斯主义和供给经济学的对立与争论,跳出“用需求管理来处理需求问题”和“用供给管理来处理供给问题”的二元主义困境,强化结构性视角、制度性视角和增长模式转换视角。在短期,应关注市场失灵带来的供求失衡问题,以政府适度干预对冲世界经济波动带来的外部冲击,以内需适度扩张弥补外需下滑带来的需求缺口并缓解产能过剩。在近期,适度启动供给侧调整,利用“看得见的手”和整体规划积极处置僵尸企业。在中期,全面实施结构性改革,从制度层面重构市场,释放市场活力,推动政府主导型结构调整逐步过渡到市场主导型结构调整,避免政府过度干预。

超越左和右、市场与政府的简单分类。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归结为以“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为核心的新古典思潮,也不能归结为以“整体主义+政府干预+部分计划化”为核心的左派结构主义。必须清晰地看到,中国目前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不仅仅根源于市场失灵或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而是二者在不同层次的多元叠加。因此,有效之策不是简单地利用政府干预甚至计划模式来取代市场以治理市场失灵,也不是以彻底的市场化来替代政府,而是针对不同问题采用不同工具进行综合治理。

既着眼本国实际,也具备国际视野。把本土视角与世界视角结合起来,就不会把中国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简单归结为全球分工体系重构,而会看到沿用了多年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及其相关政策和制度已经难以适应现今我国和世界经济发展要求,战略重构以及调整相应政策和制度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同时也不能简单强调中国路径的特殊性,将本次结构性调整独立于世界分工体系和世界经济再平衡之外,而应在全球产业链重塑中找准自己的目标和定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

跳出认识局限和理论误读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综合性集成创新,是中国经济和中国模式在新时期的一次探索性改革和调整,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必须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适应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使命,能够提供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的科学答案。正如人民日报文章《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权威人士所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从理论到实践不断探索的结晶。”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也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新时期的创新发展,具体而言就是以新常态理论为创新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此为基点,正确认识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以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的。从社会主义本质论出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核心标志是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福利水平。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包含多重任务:从长期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各类创新是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之举;从中期看,推动产业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是发展生产力的核心步骤;从中短期看,克服各类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是发展生产力的核心内容;从近期看,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核心内容的五大歼灭战是发展生产力的切入点。

以是否形成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为检验标准。按照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关系理论,各种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归根结底都是利益关系。要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体系,就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体的作用,建立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通过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形成利益和谐共容的生产体系、分配体系和交换体系。因此,检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最为直接的方法就是观察其是否有利于发挥各社会主体的能动性,是否形成了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

把握促进经济增长的多层次举措。从政治经济学的增长理论来看,经济增长的动力不仅来源于资本、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投入,更为重要的来源是技术和分工水平的提升。增长阶段转换体现为产业体系升级,并会出现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局部性的革命性变化。因此,促进经济增长的举措包含多个层次:一是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宏观经济政策;二是基于要素投入的各种要素市场促进政策;三是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各类改革;四是有利于分工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构性政策;五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各类创新战略。这些多层次的增长促进举措构成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环境,显然有别于西方经济学各种流派所开出的药方。

构建新型所有制模式。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制理论,生产力发展受到阻滞,意味着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体系方面存在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构建新型所有制模式。一是通过并购、破产等方式积极处置僵尸企业;二是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国有经济的所有制基础,切断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各种软预算约束纽带,构建新型平等竞争体系;三是通过建立多层次创新体系,充分发挥政府、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在不同创新环节、创新模式上的作用;四是通过实施战略性产业政策,形成适应新阶段全球竞争的市场主体,实现技术与产业跨越式发展。

从整体调整、全面改革、协调发展的角度展开。根据政治经济学市场运行理论,市场供求失衡不仅意味着需求不足或供给过剩,而且表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大环节都出现了问题,是多环节的市场失灵。其中,生产环节中的所有制、企业劳动关系、治理体系以及竞争体系尤为重要,是很多资源配置问题的根源所在。因此,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必须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多环节寻找答案,从整体调整、全面改革、协调发展的角度展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要从生产环节入手,推动过剩产能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将这些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中国发展新阶段的实际相结合,在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认识、借鉴现代经济学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和理论内涵,就能持续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理论指导和思想引领。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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